很多人可能不知道，武汉的不少高校内，“藏”着一些鲜为人知的博物馆。这些博物馆虽然很“低调”，却让人大开眼界。在这里，您可以欣赏有数亿年历史的恐龙骨架化石、珍奇动物的标本等自然界的奇观，也能从各种珍贵的文物中感受到历史的魅力，从特色浓郁的珍品中领略瑰丽的民族文化。

　　地大逸夫博物馆：记录地球沧桑变迁

　　距今2亿多年的化石幕墙，记录了远古生命足迹；精美绝伦的各色宝玉石、五光十色的矿物，展示了地球宝藏的多姿多彩；9具恐龙骨架、恐龙足迹化石，带你进入古老神秘的恐龙世界……在中国地质大学逸夫博物馆，3万余件地质标本，见证了地球的沧桑变迁。

　　走进地大逸夫博物馆正厅，迎面就可看见一面巨大的幕墙。墙上布满密密麻麻的印记，这正是2亿多年前恐龙和其他动物留下的足迹。“这幅世界上最大的化石幕墙，凝结了不少地大人的心血。”博物馆徐馆长介绍，上世纪90年代，地大教授卢宗盛在陕北地区做勘探调查，一次，卢教授在勘探时发现黄土缝隙中的岩石上有一个奇怪的印记。在仔细验证后，卢教授断定：这是古代恐龙留下的足迹。后来，他还发现了其他动物的遗迹化石，卢教授立即向学校汇报，学校决定采集。化石深埋在几十米的黄土之下，采集难度可想而知。在当地农民和石匠的帮助下，花费2年时间，终于将100平方米的化石岩层切割成片，用卡车运到武汉，拼装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化石幕墙。

　　走进二楼的生命起源与进化展厅，各式恐龙骨架、恐龙足迹化石、电动的机器恐龙仿佛让人置身于“侏罗纪公园”。“这条黑龙江满洲龙的化石骨架，在全国都是比较少见的。”徐馆长介绍说，这个恐龙骨架是从黑龙江博物馆交换来的。黑龙江满洲龙是一类大型的鸭嘴龙，体长10.5米，体高6.1米，嘴巴像鸭嘴，生活在6500万年前的白垩纪末期。因这个恐龙骨架含有50%的真化石，在世界恐龙化石中占有重要地位，现存数量已极为稀少。

　　除了恐龙，高科技模拟的光电场景——“火山爆发，雷声轰鸣，生命的起源”，生动展示了38亿年前地球外部能量催生原始细胞的场景。原始细胞的产生，宣告了生命的诞生。此外，地球奥秘展厅世界首创、直径1.5米的磁悬浮地球仪也让人对地球有更深刻的认识。珠宝玉石展厅内各式各样的宝石，矿物岩石展厅和矿产资源展厅种类齐全、精美独特的矿物岩石标本，则让人连连感叹矿物世界和岩石天地的奇妙。

　　据了解，2006年地大逸夫博物馆被国家旅游局授予4A级旅游景区，成为全国高校博物馆中的第一家4A级旅游景区。

武汉动物馆各式各样的标本

　　武大动物标本馆：“凝固”的珍奇动物园

　　在武汉大学樱花大道尽头，矗立着一栋不起眼的建筑，里面珍藏着一批无价之宝——品种齐全的动物标本。

　　了解记者的来意后，动物标本馆馆长唐兆子欣然起身，带着记者四处参观。3米多高的长颈鹿，400公斤的中华鲟，巴掌大的倭猴，指头大的柳莺，还有开屏的孔雀，展翅的雄鹰……

　　这么多珍贵的标本是如何采集的呢？唐馆长介绍，鸦片战争后，海关逐渐被洋人占领。在福州，有些洋人官员喜欢收集各种奇珍异兽，他们经常雇用当地人打猎。当时，唐兆子的祖辈唐启秀兄弟就常被他们雇用，见洋人将打来的猎物做成标本，唐氏兄弟开始偷偷学艺。偷师学艺过程中，唐氏兄弟逐渐发现动物的皮毛是一种宝贵资源，有重要的价值。于是，他们就多了个心眼，把一些罕见的动物留下做标本。

　　1928年，唐启秀从福州来到武昌高等师范学校(武汉大学的前身)，并把自己带来的标本都捐赠给学校。那时，动物标本馆的藏品不多，唐启秀就在珞珈山周围的林子里捕猎鸟类。1929年，他将儿子唐瑞昌带到武汉，父子俩以馆为家。抗战时期，动物标本馆随武汉大学迁到四川乐山，这里丰富的标本资源让唐瑞昌如鱼得水，他在这一时期采集了大量的标本。后来，唐瑞昌开始带着刚入行的儿子唐兆子走南闯北，收集动物标本。清晨是鸟类最活跃的时候，为采集鸟类样本，唐兆子和父亲常常凌晨四五点钟起床，在荆棘遍布的丛林里一呆就是几个小时，为不惊动鸟群，被蚊虫叮咬也一动不动。“这只黄腹燥眉标本，是上世纪60年代从云南采集的，珍贵异常，全国只有三只。”唐兆子指着一只鸟的标本自豪地介绍。唐兆子说，每一件标本背后都有一个故事。长达四米的中华鲟标本，也有一个伤感的故事。在修建葛洲坝工程时，这只中华鲟因无法过闸，头撞岩石而死。唐兆子闻讯，立即赶赴宜昌，将它买下。“现在这么大的中华鲟上哪儿找去？还有那条上世纪50年代制作的白鳍豚标本，自从淇淇死后，恐怕再也物色不到了。”

近百岁高龄的岩鸽标本

　　神态如此活灵活现的动物标本，究竟是怎么制作的呢？唐兆子说，动物标本的制作方法很多，但大多比较繁琐。以做一只鸟的标本为例，制作者必需将鸟剖开，沿着毛皮将肌肉去掉，整个过程必须保证毛皮无损，然后将皮内涂满砒霜，再把皮罩在事先准备好的钢丝架子上，让腹内充满棉花，用细小的绳子将刀口缝上，放在阴凉干燥处风干。馆内现在珍藏最久的就是一只岩鸽标本，制作时间是1911年，已经快有“百岁高龄”了。维护标本更是对人的耐心与细致的长期考验，需要定期进行防虫、清洁等琐碎工作，稍有不慎，就会前功尽弃。

　　记者在馆内看到，因为资金有限，一批动物标本只能堆放在一楼的制作间内，极易潮湿受损。“有时候看着标本的皮质都已经裂开了，看着真让人心痛。”唐馆长望着心爱的标本，无奈地说。

难得一见的帝企鹅标本

　　　武大极地展览馆：江城也能看帝企鹅

　　“武汉能看到帝企鹅吗？”“能!”

　　在武汉大学极地科考展览馆里，你不仅能看到帝企鹅，还能看到海豹、南极鳕鱼等南北两极的独特动植物。它把人们带入了极地——充满神秘色彩的世界。

　　位于武汉大学信息学部的极地科考展览馆，虽然只有数百平方米，但里面布置得很精致。展览馆的中央，是两个手持各种仪器的科技考察人的模型，墙壁的四周，是对神奇的南极、美丽的北极及我国极地科考站的介绍，各种各样的标本则错落有致地摆放着。

　　在展览馆内最引人注目的是3只企鹅标本：2只身高1米多、体重40多公斤的企鹅——帝企鹅，是2003年刚从南极来到中国的，是南极最大的企鹅；1只仅50厘米高、10多公斤重的金托企鹅是我国首次南极科考时带回来的，可谓我国现有企鹅标本中的“元老”。

　　“办这样一个展览馆，主要是让市民、学生能够近距离感受南极、北极的特色，进行科普教育。”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主任、武汉大学鄂栋臣教授介绍说，自1984年我国开展第一次南极科学考察以来，武汉大学先后派出50余位学者参加了我国全部20次南极科学考察，还3次派学者到北极进行考察。在20多年跨越极地的历程中，武大学者们把珍藏的一批只属于南北极的珍贵“特产”，安放在了南北极考察展览馆中。

　　对于这些展品，鄂栋臣有一种特殊的感情。1984年11月20日，肩负中华民族的神圣使命，鄂栋臣等人踏上了我国首次科学考察南极的征途，中国人与南极的接触从此开始。

　　20多天后，鄂栋臣等人乘坐的破冰科学考察船“向阳红10号”行驶到这里。这天晚饭后，船头的大铁锚突然发出“哐当”一声巨响，“向阳红10号”像一片小小的树叶，忽而被12级台风推上20多米高的浪峰，忽而又被海浪拍入水中，死神向鄂栋臣等人袭来。当时，鄂栋臣冲进船舱紧紧抱住价值连城的仪器，这是他在最后关头唯一想要保住的东西。在惊涛骇浪的颠簸中，晕船折磨着每个人。“那时候的痛苦使人真想跳进海里一死了之。”经过37天的艰难航程，我国第一支南极科学考察队终于登上了乔治王岛，南极第一次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。大家都站在船头大喊：“南极！中国人来了！”

　　后来，鄂栋臣又和科考队员一起成功地登上北极，并将刻有“中国国家测绘局”字样的铜标志庄严地安放在北极点上。

　　在展览馆中，50余名武大学者的照片和名字都挂在一侧。“还有一侧是空白的，留着给今后继续考察的人。”鄂栋臣意味深长地说。